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迈入又一个金色十年的关键之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列入制定“十五五”规划所需遵循的原则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以下简称“新通道”）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内外联动成为战略内涵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将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规划，新通道被定位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以及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从空间布局看，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形成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四川、内蒙古、西藏等西部12个省（区、市），以及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怀化市为主体的“13+N”合作共建格局。围绕新通道完善覆盖西南地区的综合交通运输核心区，衔接西北地区综合运输通道的辐射延展带，构建起南北贯通、东西互济、陆海统筹的综合立体运输网络。预计到2025年底基本建成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六年来，通道沿线省区协同推进，铁路、公路、港口、航运等基础设施加快互联互通，显著缩短了内陆地区货物运输时间，南向开放通道与区域经济走廊加快成型。

　　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西连接长江经济带与广阔的亚洲腹地，已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及地区的579个港口，铁海联运班列年度发运量突破100万标箱。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我国西部地区南下出海的“主干道”，将内陆城市发展融入中国沿海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推动中国与周边融合发展

　　自规划之初，西部陆海新通道就体现出了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兼顾。其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一是以双边合作确立内外联动的高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构想诞生于中国同新加坡的互联互通合作。2017年8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签署《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框架协议》，力争在我国西部地区建设一条连接东盟市场的物流新路，推进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11月，中新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南向通道”更名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并纳入双边层面合作框架。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中，提出立足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深化中国与新加坡战略合作。

　　2022年6月，《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规划》正式签署，明确了贸易、产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通道数字化建设等重点领域。2024年4月，重庆、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市共同签署《高水平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跨区域税务合作框架协议》，在交通基建、国际运输、仓储物流、出口退（免）税等方面探索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中新合作的制度设计，使新通道在建设之初就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导向。

　　二是以多边共识拓展内外联动的广度。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双边起步，很快迈向多边合作。2020年8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发表共同主席声明，推动澜湄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接，提高“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澜湄国家合作水平。202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提出，欢迎东盟成员国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2025年8月，更新版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中沿用了相同表述，表明其已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务实合作的区域共识。

　　三是以战略对接提升内外联动的深度。新通道合作正从基础设施互联向产业协同、规则衔接延伸，并进一步拓展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深度联通。2021年5月，中国西部12个省区市、海南、广东湛江与印尼、越南、老挝联合发布《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重庆）倡议》，合作范围延伸至更多东盟国家。2022年6月，《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规划》印发，提出贸易、产业、基础设施、金融、数字化等五大方向；同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与东盟国家合作行动方案（2022—2025）》通过审议，列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共建开放平台等九项任务。这些文件把新通道建设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及其成员国发展战略紧密衔接，促成内陆开放与周边合作在制度上相互支撑。

　　汇合双循环释放新动能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拓展了中国开放的空间结构。它联通区域协调发展与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汇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方面，激活腹地，重塑“国内大循环”的产业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是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并深刻重塑着西部地区的产业空间形态，推动在区域联动发展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去以“借道出海”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正逐步转向“以通道为轴”的产业集聚。新通道带来的时效和成本优势，推动重庆、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围绕交通运输节点布局产业基地，形成纵贯南北、联通内外的产业走廊。以钦州港为例，依托新通道的出海枢纽功能，石化、装备制造、粮食加工等临港产业快速集聚；“海铁联运”模式显著提升货运效率，货物可经钦州港直达东南亚主要港口，运输周期大幅缩短。来自东盟的热带水果等商品得以快速进入中国市场，催生出集交易、仓储、运输于一体的冷链产业集群。怀化、重庆等城市也以此为契机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中心，带动了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链接周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承载西部地区物流功能的基础上，正成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新通道建成后，中国西部腹地及边疆省区逐步成为开放前沿。更深层次上，新通道实现了“一带”与“一路”的陆海贯通，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周边”的互动结构中联结起来。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常态化衔接，形成亚欧大陆新的物流网络。截至2025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年度开行量突破1万车次。今年前三季度，经凭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56.7万吨，同比增长92.4%。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正通过链接周边、融通亚欧，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展现新的开放活力。

　　直面挑战寻找破局之道

　　在“内外联动”过程中，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在区域协调与国际合作之间形成合力，仍需应对一些结构性挑战。

　　一是跨区域统筹机制仍需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横贯中国西部多个省区，涉及铁路、港口、口岸、金融、海关等治理主体。各省区在产业定位、政策扶持与资源投入上存在差异，协调成本较高，区域间“碎片化推进”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完善跨省区联席会议制度和项目共建共管机制，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下一阶段建设，建设国家级多式联运平台与统一的物流大数据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

　　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保护主义回潮使国际经贸稳定运行面临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标准、通关制度、投资规则等方面仍存在差异，制约了新通道外向型合作的纵深推进。为此，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间的制度对接与规则协同，建立涵盖“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与“问题清单”的工作机制，推动合作事项具体化、问题解决常态化。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与RCEP框架下推动“硬联通”与“软联通”并进，加快形成区域互联互通规则的新共识。

　　三是产供链的深度联通有待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整合尚不紧密，难以形成支撑合力。其一，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其二，资金链支撑能力有限，跨区域投融资渠道不足；其三，人才链存在短板，技术研发、供应链管理、周边合作研究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仍较缺乏。应以“四链融合”为抓手，贯通从产品研发到产业化的全链条，依托中新互联互通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机制，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带动、资本联动、人才流动的区域“链联通”体系，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深化周边合作的战略纽带。未来，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有望在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空间。

翟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邵志成：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