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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声音如何唱响国际舆论场?

—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

2021-05-20      

撰文/王文
  近年来,中国智库及专家学者服务对外传播工作的热情与行动更趋踊跃。但与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相比,目前人数近百万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对外传播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支庞大队伍的巨大作用有待更充分发挥。

  智库“症候群”

  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大体有以下5个主要问题,构成对中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困扰。

  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近年来,众多中国学者在公开媒体发文的数量已相当多。但在疫情期间,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少数中国学者在欧美主流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反驳所谓“中国防疫不透明”“中国病源论”等热点问题。此外,在各类重大国际会议、论坛等重要平台上的发声频率和实际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虽然中国学者队伍近年来不断壮大,但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社科学者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用国际社会能听得懂、听得进的文字与视频表达的成功案例也少之又少。可以说,社科方阵的应有能量远未释放。

  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虽然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想什么、说什么,但中国智库学者的思想产品主要还是多体现在政策解读上。研究表明,中国社科学者对国家重大议题的深入研究进程,比国家政策、战略动态重大走向大约晚1-2年的时间。以“一带一路”概念为例,自2013年秋季提出至2020年6月底,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一带一路”为篇名的文章有41830篇,76%都是2017年以后发表的。“一带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几乎没有严肃研究“一带一路”的长篇学术论文,2015 年才零星看到一些学者的厚重研究论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变局”等重大战略理念研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

  投书传统纸媒多,热衷新兴领域少。随着各类新媒体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实现了跨圈层发展。然而总体来看,热衷于新媒体领域的学者仍是相当少的。学者们往往不愿意更多地曝光在媒体的聚焦之下。使用新媒体(包括微博、头条号等)依然是学者群里的极少数派。缺少必要国际渠道,中国学者的声音就难以接国际舆论的地气,更难以传出国门。

  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目前,在中国外交事务舆论场中表现活跃的人士主要集中在部分前高官、前大使、知名学者。相比于近年来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圈已基本完成更新换代的状态,中国年轻学者崛起的速度较慢。在国内高校以国际问题为主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名单上,领衔的学者年龄基本上仍以“50 后”“60 后”为主。“70 后”的领军者不多,“80 后”的更是凤毛麟角。类似的现象在部委官方智库系统则更为严重。青年新秀未冒出来,有大环境的原因,也与年轻人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近政策圈有关。某些学术界的“山头主义”也在压制年轻学者的成长。中国学者对国家发展的理解急切需要更多有锐气、有新意、敢打敢冲又有理有节、没有历史包袱的青年学者参与。

  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对外话语引导力较弱,还与自身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的分析较少有关。检索中国知网,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出现“理论”的文章共计 3566712 篇,是论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论文总和的70倍。

  相比之下,从“大棋局”“软实力”到“巧实力”“利益攸关方”到“G2”“中美国”“金砖国家”,欧美学者数十年来不断地抛出一些新概念,进而引领国际思想研究的话语权。一批有故事、有思想、有说理的美国专家著作则被翻译引进至中国,畅销于市场。而中国学者畅销美国市场的论述则少之又少,中美之间的“知识逆差”“思想逆差”现象相当严重。

  困局待解

  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有专业水平、熟悉国际表达方式、勇于在国际舞台发声、能够产生较大国际影响力、体现国家软实力的社科学者。在目前学者支持与服务外交、外宣工作的巨大缺口背后,有诸多制度设计与机制配套的原因。

  潜力有待充分挖掘。在中国,由于各个部委的工作都很重要,有的保密性很强,往往倾向于仅邀请少数熟悉的学者来参与咨询服务工作。

  粗略估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队伍约 1 万人,但在外交部视野内的可能不过一两百人,使用率约 1%~2%。如果按过去纯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论,这 1%~2% 使用率是绰绰有余的。但由于现在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对外交流广度、频度与涉及领域远超过去,不只是传统的外交领域,还包括文化、经济、社会、医疗、反恐、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人口、海洋等专业、细致的研究领域,而外交部近年来已开始频繁使用一些新的专家学者,但主要专家群仍是多出自国际关系学界。

  这就导致了学者服务外交事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现象。这可能会更有效率、更顺畅、更安全,但思想贡献容易枯竭,知识结构容易老化,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相关对外事务部门如果能按专业、按领域、按能力编织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库,最大范围地邀请尽可能多的学者参与外交、外事、外宣事业的咨询与对外传播工作中,逐渐培养更多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什么样的区域,用什么样的区域研究学者;什么专业,用什么学科的学者。这样,久而久之,既能帮助现有的一批经常被邀请的学者减负,也能最大化地扩大中国外事领域在国内的“学者朋友圈”,更能最大化外事领域的智力来源。

  积极性有待充分调动。在学术界,常常会有人把学者为政府建言献策的行为视为“不务正业”,甚至认为是一种过于功利的举动。

  中国高校缺乏鼓励学者为政府积极建言、为外交服务发声的深厚制度基础。高校评定学者职称、绩效,最基础的标准就是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学者最在乎的校内头衔(如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与校外头衔(如长江学者)的考核与评选体系中都没有与外交咨询服务、与国际发声相关的指标。

  一些学者认为,对外事工作、对外传播的贡献,多做无益。做得好,概率较低,还会受非议,且对职称评定、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帮助;做砸了,概率较高,不如不做,久而久之就没有了积极性。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应用性极强的国际关系、外交学领域,学者只有关注外交现实,才能建构起有实践依据支撑的有效理论。理论上看,参与外交事业,包括对外发声、参与各驻外使馆的活动、参与外交咨询会议,都应该在制度上被认定为与发表学术论文同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使服务于外交的事情,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发生关联,才能真正鼓励、撬动更多的学者参与服务外交的大业中。

  同时,如果有制度杠杆,挖掘、鼓励学者服务中国外交的积极性,在学术圈、智库圈就会形成更大的正能量。

  配套保障机制有待完善。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不只是源于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项目制度,与外交相关的项目课题往往要求高,出访任务急、时间长,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精力多,但项目的经费往往更少,久而久之会影响课题项目质量;人才制度,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

  后顾之忧有待化解。除了传统的学术职业观念、本身的能力与兴趣、各项配套制度外,社会氛围、思想观念等因素也影响了学者发声的欲望与想法。一怕说错话,二怕得罪人,三怕违反纪律,四怕没分量,五怕白费精力,六怕国际制裁。针对学者的种种顾虑,如何加以鼓励和保护,也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对策建议

  如何促进社科方阵服务中国外交事业,对外讲好、讲多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外交与国内社会配合程度?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全面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资源。通过共建国别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区域研究顾问等诸多方式,短期内按国别、按领域,分门别类地将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学者库、顾问库扩大到1万人,尤其在国内敏感领域,筛选出更多、更优的学者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

  目前许多部委都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共建一些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基地或中心。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推出不少共建机构,但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大国外交的进程,对外发声的队伍建设更是不足。建议中国相关外事、外交、外宣部门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对过去 10 年来中国学者对外发声情况进行整体的统计与梳理,了解学者对外发声的真实情况,摸清那些有可能被外事部门遗漏掉的新人才,确立专家库发展数量目标,各司其职,按两三年一聘的方式邀请“专家”“顾问”,选拔一批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过洲际、国别及领域研究的分类,将目前的社科方阵进行分门别类。相较而言,美国、欧洲、日本等大国研究的专家资源相对较丰富,但小国研究、区域研究、冷门领域研究远远不足,尤其是国内敏感领域如新疆、西藏、海洋法、人权、香港、环保、政治体制等,需要寻找足够多的人为中国外交在海外发声做充足的准备。

  社科方阵也包括外国的友华力量。也需要对这些外国友人通过一定的梳理,整合进为中国发声的“友军”中。

  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力量,建立“容错”机制,打造“金牌外宣官”。建议选择更多的知名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作为重点合作单位,将一些有余力、有能力的退休外交官推荐为高级研究员,壮大在高校和智库的外交力量,开展传帮带,发现与培养青年生力军。

  还可定期让一些大学、智库邀请驻外大使、部委司局负责人,就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大外事议题进行线上直播,与网友、观众互动并答疑,从而打造中国外交的“重点内宣基地”,进而吸引与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此外,推动新锐专家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开设公众号,与新媒体平台合作进行推广。打造一批“金牌宣传官”、专业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网红”,在国内外多层面形塑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同时要有更宽松的“容错”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学者与部委相互配合的机制,在重大事件、议题上形成合力、立体发声。此举旨在有计划、成建制地培养一大批想得起、信得过、用得上、在国内外有一定政策和学术影响力的务实型社科学者与智库。可以分为 3 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频繁内部吹风。可专门组织对接人员,或设置专门项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有能力在海外发声的知名学者举行频繁的吹风会。在翻译、外联、项目设置等方面,为知名学者提供帮助,不断向海外媒体推送相关的学者文章,形成长期的效果。

  二是举办小型智库交流会。增加拜访研究机构的次数,帮助学者吃透中国外交、外事的核心理念、主张、意图、政策,最大化地结交学者朋友。

  三是举办重大信息演讲会。邀请一些重要领导就一些分量很足的话题在国内各大智库机构发表公开演讲。并通过对外推广与解读,在全球智库圈引发关注,更精准、更最大化地提携国内智库的权威度。既为中国外交建言献策,又能在全球层面上结交一大批“中国的新朋友”。

  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调动社科方阵对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时代使命。

  如何用好社科方阵?如何引导社科方阵未来的前进方向和工作重心?主要有 3点建议:

  一是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外发声可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员的角色与作用。中共党员不只是价值与利益群体的归属,更是一种道德标准、责任要求,也是一种激励力量。可以邀请各行各业优秀的党员从基层的小故事、小人物、小事件的角度,参与到国际舆论中。各部委党委、各使馆党组织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在对外场合亮相。

  二是认识到鼓励社科方阵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须建立激励社科方阵对外发声的常设机制。需要从机制建设、平时互动的角度反思与重建社科方阵为中国外交发声的系统工程。

  三是认识到鼓励更多人讲好中国故事,是关乎推动立体化发声的布局形成。发动人民群众打一场国际舆论战上的“人民战争”。激励社科方阵通过各种场合尤其是国际场合,以各种方式利用多媒体平台发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员个体的故事,这实际上就是为中国外交加分,就是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添砖加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相信只要在思路转变、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工具运用等方面不断努力,哲学社会科学界社科方阵一定能够为中国外交、外事、外宣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文系国家汉办课题“中国公共外交:形势、任务和建议”(项目编号:433117508300)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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