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昊求

　　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2002年。随着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我的个人发展也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北京大学系统学习经济学理论。2010年至2016年，我有幸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博学位，并于2017年1月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当时韩中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对我后续的个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逐渐意识到理论分析在现实经济分析中的局限性。这一认识，使得我在步入社会选择工作时，更倾向于选择学以致用的外交工作，期望在实践中学习到更多实质性内容。

　　第二次飞跃是在韩国外交部工作中，初步了解韩中对外关系的具体运作。2017年4月，我赴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担任经济研究员，负责分析中国东北三省与韩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包括中国、朝鲜、蒙古、俄罗斯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在两年半的外交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政治与经济的密切交织，开始对韩中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兴趣。在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工作期间，面对韩中关系，许多韩国学者误判局势，认为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在华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进而等待政治关系回暖后经济合作改善。而我身处外交一线，观察到了韩中经济关系正逐渐由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的趋势性特征。作为经济学者，我既体会到外交事务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也开始调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

　　第三次飞跃是我在中国高校工作期间，深化了对政治与经济、和平与发展传导机制的理解。2019年9月至2022年8月，我有幸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教授团队，参与了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的经济学课程建设，讲授微观、宏观、国际经济学三门理论经济学课程。这段经历不仅巩固了我对经济学理论的了解，也让我形成了关于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初步见解。

　　我认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而这一循环的核心在于竞争优势的存在。竞争优势可分为成本优势与技术优势，唯有由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型，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自2013年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造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自2015年起，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技术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技术转型，使得中国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国家经济关系逐渐由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

　　在未来产业创新乏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需要坦然接受两个不可逆的现象，即经济发展规律不可逆，矛盾增加不可逆。韩中两国关系同样面临此类问题。同时，不少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还在于对不同体制机制和彼此历史文化缺乏深入了解。2022年3月，我受邀担任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对外关系等课程，旨在向韩国学生与韩国社会介绍真实的中国，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推动韩中关系改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助推韩中友好学术交流的理想，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我正在准备新的跨越。基于我对目前韩中关系局势的判断、时代所需价值的分析，我认为在竞争大于合作的年代，合作变少、矛盾增加是必然趋势。对于此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学术象牙塔中跳出来，重在学以致用，创立一支由友好力量主导的学术团队，助推韩中青年学者交流。2023年9月，我与多位韩中青年学者共同创立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致力于推动韩中友好学术创新，给韩中青年学者提供学术平台。我们通过学术合作与交流，向韩中学界介绍真实的中国与韩国社会，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推动韩中关系改善。自研究所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媒体采访、录制播客、参会发言等多种方式，在中国介绍真实、正面的韩国社会，在韩国介绍真实、正面的中国社会。同时，与两国多家科研单位开展合作，促进韩中两国友好学术交流。此外，我们为韩中青年学者提供平台，助力他们的学术成长与友好交流。最后，我深刻认识到推动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它可以促进两国各界的沟通，创造产业合作的利益。特别是通过沟通，一方面可以化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增进了解，还能探讨经济合作。民间交流带来的直接、间接经济效应非常大，在两国关系低谷时，会成为维护两国关系的最后堡垒，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时，则成为加快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促进剂。随着韩中关系持续回暖，我也相信中韩两国的民间交流与学术合作将更上一层楼。

　　十年来，我与中国共成长，也深刻认识到，个人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个人发展需要在时代的变化中不断调整。我也逐渐认识到韩中两国社会需要不断增进沟通和交流。为此，我将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致力于推动韩中关系的友好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姜昊求：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